来源：中国新闻网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说，“存款利率放开，也就在最近一两年，指日可待。”他同时表示，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已经被纳入2014年央行的工作重点，存款保险条例有望在今年上半年推出，这是央行层面首次为存款保险制度出台给出时间表。

与此同时，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第一批5家民营银行将分别在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开展试点。阿里巴巴、万向、腾讯、百业源、正泰、华峰等民营企业进入首批试点名单。存款利率放开、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和兴办民营银行三箭齐发，看似孤立的事件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机制，意味着百姓存款可以“行比三家”，金融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中小银行可能也会破产，存款保险来兜底？

省社科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志彪认为，“三箭齐发”本质是三点一线，目标是利率市场化。2012年7月，央行已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如果存款利率放开，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式解除对银行存贷利差的保护，真正以供求关系来决定资金价格，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江南银行董事长陆向阳认为，利率市场化必须建立在银行体系相对健康、经济运行平稳、市场主体适应能力较强的宏观背景下。因为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较大，所以才称之为“攻坚”。以台湾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为配合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推进利率市场化，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竞争加剧，存款利率飙升20%至50%，随之利差收窄。90年代的前五年其银行平均利差大约在3.11%左右，2011年的名义利差仅为1.41%左右；随后出现银行业资产的整体恶化，抗风险能力弱化，不良贷款率2002年达到11.76%，风险拨备降至14%；再后来是整个银行业集体亏损三年，众多中小银行倒闭，银行数量从53家减少到38家，信合机构由74家减少到25家，显然，这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后银行体系出现的险情。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行长胡庆华研究过台湾和香港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利率开放之初，台湾监管机构设置了较高的资本金要求(100亿元新台币)。不过在长期金融压抑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意愿非常高。一些企业财团通过联合集资等方式，成功规避准入门槛，但显然并不是进来就能活得好。香港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多年，从1994年起逐步撤销比重较小的定期存款利率限制，而后推进撤销储蓄和往来存款的利率限制，到了2000年后才真正完成。随着竞争白热化，价格战不可避免，存款利率千差万别。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香港大型银行如汇丰、恒生的三个月的定期存款利率都只有0.01%，而大华银行则达到0.18%，是汇丰的18倍。

陆向阳说，从台湾的经验看，民营银行多为大财团所控制，监管机关一般要求银行20%的股份必须公开招募，以保证其股权的分散，同时，严格控制银行对单一股东的放款比例，防止民营银行成为发起人股东的提款机，防范道德风险。国外对民营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非常完善，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临终遗嘱”，都是利率市场化和民营银行出现后配套的反危机措施。

过去，所有银行都是以国家信用背书的，未来的银行必须直面市场风险，以市场手段化解经营风险，这时存款保险就呼之欲出。曾随央行代表团赴美考察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原省政府参事黄正威介绍说，中国的金融一直在审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本身是个渐进的过程，存贷款利率的放开意味着竞争加剧，建立市场主体的出清和退出机制是必须的，这时存款保险机制就应运而生。从美国的经验看，所有经营主体都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交纳保险费，当金融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清算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额内对存款人给予偿付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也存在如何防范经营层恶意经营的道德风险，必须有更完善的制度来保证。

刘志彪认为，放开存款利率后，中小银行的经营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风险还是实体经济对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的比重过高(90%)和利率市场化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如果贸然彻底地放开利率，急剧攀升的利率可能会让实体经济出现大面积的突然性休克，这才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减轻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加快直接融资体系建设，而这又必须以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依托。